【秦川文化】签约作家解超/由“说话不算数”想到宣传与当官

由“说话不算数”想到宣传与当官
解超
近年来回村的次数多了，常常能听到村民们这样骂干部：“说话不算数，甚至连白纸黑字的文件都不顶用，净哄人，跟他妈的放屁一样！”。干部好像也有委屈，反正都是一级一级往上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一定有，但我看，压根就不用找原因，找原因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一番手续。因为，人家老百姓就没嫌你不办事，而是嫌你“说了没办到”、“承诺不兑现”。那咱以后就别再胡说了、更不要把写在白纸上的黑字不当回事，不就好了？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好说话的，他们基本上不强求政府给他们干什么，他们的生活能够自理自治、自给自足，只求政府予民休息、别在扰民害民。因此说，在中囯当官其实是很好当的。说话要算数，这句很普通的话是老百姓对官员最朴素的要求。老百姓的这个小愿望让我想起了“文明社会的基础是契约精神”这个大命题，进而又联想到政策的传宣和官员的行为。人际间的交往，无论是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贵在信任。信任大多来自于“说到做到”和“承诺的兑现”。有人说这是一回事，吾以为不然。因为，“说到做到”有对人的也有对己的，而承诺基本上是对他人的。于己的愿望办不到，危害不大，而对人的承诺不兑现，轻则失信于人、重则影响全局，后果甚至不堪设想。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后来，这个观点被许多人质疑，理由是猩猩和个别鸟儿也能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我虽说不出人和动物的精准区别，但我觉得能否制造语言和文字才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史学界普通认为，语言的产生将人和动物分了开来，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才称得上“文明史”。那么，做人，言行就一定要文明；当官，特别是当今天的官，言行就更要文明，这里的文明指的就是：给老百姓说的话要力争办到，特别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一定要兑现。即使当下实现不了，也得给人家讲出让人心服口服并愿意原谅你的原因和理由。人类的文明史上有多个质的飞跃点（段），较早的一个便是盟约契约的产生。也就是用文字记录下双方协商后达成的共识、以此来约束双方，使之对达成的共识必须严格遵守。盟约多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时期，指结盟时所订的誓约或条款、协议。语出《周礼·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当初盟约的产生一般都有许多的无奈和不得已，它虽为人类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但往往失之公允。例如，所有的“城下之盟”都是刀架在脖子上的所谛之约。而契约就不一样了，它虽和盟约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比起盟约来相对进步了许多。“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它好像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它不仅有了可视的形的约束，更注重了无形的精神的约束，还有了对失约者惩处的手段。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基石、是西方社会的主流精神。所谓的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强加或胁迫的霸王条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无任何欺诈隐瞒的自由缔约，无任何身份差别的主体平等，无任何特权条件的恪守承诺。社会在不断地向文明进步发展，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共识和追求，是任何皇权王权霸权也阻挡不住的滚滚向前的潮流！法制的宣传和建立就是法制（契约）的初步表现。瓜子都知道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实践也一再证明契约精神的高尚和文明，人民也在不断地呼唤社会的法制和法治的社会。法治是个极大极重的话题，绝非一篇小文能够说清道明的。为了让挨骂的干部真正打心底明白挨骂的原因，今后少挨一些骂，今天咱只说说法的前身或叫做法之前提条件一一一契约精神的确立和普及。因为在任何社会，官（管理者）和民（被管理者）之间永远存在一种有形和无形的契约关系。尊约守约永远是官民的行为准则和理想追求。中国最早崇尚以礼（道德）治囯、一些国家历史上也曾推行过以教（宗教）治国，这些虽然都起过作用，但最终还是靠不住的，只有以法治国才能让人民逐渐受益，并慢慢接受和认可。于是，追求法治就成了一种世界潮流，业已成为各囯人民治国之法的首选和必选。今天的法治就是昔日契约的延伸。法律就是社会的契约，在具体情况下，某项法律条款或依据某项法律规定拟就的文件规章制度等，也是国家与个人、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其实，契约也并非西方人的独创和独有，我们的祖先上至庙堂下到江湖也是很讲契约精神的。例如，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之间的结盟并互抵人质，及宋时与辽金西夏边国等签订的多个条约，（当然，晚清与列强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在其列，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敢一句话就将其废止。既不平等、何必遵守？）即使有牢骚还是基本遵守的。民间的普通百姓办事亦是如此，例如兄弟分家、房地买卖、婚丧嫁娶等等也都要签个契约，而且大都是一诺千金、严格遵守。只是，这种貌似有“契约”的皇权统治人民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太长了，可笑的是，以致于到了今天，仍然有许多掌权者还总是不愿放弃手中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力，总爱“人治”不爱“法治”；更为可悲的是，许多人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做奴才竟也做出了快乐”！可见，我们依法治国的进程慢，不仅缘于皇权自身的强大，而且缘于人民自身的甘为奴才的奴性。我想，奴才也并非天生的，长成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可能与当权者的说话不算数（不守契约）有关。如果说奴才和主子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天生的不平等的关系。主子总是高高在上，奴才的心里总是自卑的。所以，相互之间的承诺非但不公，而且奴才总是说到做到，主子却总是说到办不到。久而久之，奴才就会认为，主子只是说说而已，何必当真？于是，奴才的老子告诉儿子、儿子告诉孙子：不能把主子的“办不到”当真，也不要当真；主子的孙子看着儿子，儿子看着老子，也自然不会把对奴才的承诺当真，他们打心底也只是说说而已。看来人民对权力的惧怕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改变这种现状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数万群众喊他“万岁”的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他也很无奈，只能回敬人民“人民万岁”，并给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要想让饱受几千年皇权统治的老百姓短时间内放弃对权力的惧怕和依附也是很困难的事儿”。毛的新时代是还权于民、予权于民的时代，而民竟不太适应，不敢要、不愿要；如果所有的人都一直是这种认识也就好了，坏就坏在许多人慢慢觉醒了，他们发现，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力（天赋人权，例如天生说话的权力）当权者却极不想交还，对他们的所谓“承诺”也纯粹是为了形象和面子、为了升官和发财。于是，就出现了连村民也敢质问干部的事情。既然办不到为何要说出来？还聒不知耻地写成文件、板报、标语？眼下的中国，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这样的质问越来越多。看来当官的若继续以老一套来忽悠哄骗老百姓，真的行不通了。这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十分能忍的，他们的需求很低、欲望很少，更无非份之求，只要统治者把天赋的还给他们、别侵占和破坏他们通过劳动获得的、别剥夺他们从先人哪儿继承来的，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两者就相安无事了，社会就风平浪静了。你若有心了，也可让他们吃得更好点儿、住得更好些儿，孩子上学、病人就医、老人养老等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进而能轻松随便地说说话，他们就十分地感恩戴德了。在中国，哪级政府（包括国企）与百姓之间的所谓合同条约是和百姓协商制定的？哪一个是百姓高高兴兴自觉自愿签订的？君不见邮政通讯、水利电力、交通运输、铁路民航、教育医疗等等许多系统，强加给百姓的那么多霸王条款，又有几人提出质疑、有几人反抗？即就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合同）中规定的给老百姓承诺的部分哪条兑现了？老百姓对待失约官方，只能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咽、打断了胳膊管儿筒？以我看，中国的老百姓最能忍，也很好说话，他们对当权者的怨气和不信任，主要还不是嫌其庸懒不作为，而是被长期的欺哄，也就是嫌其爱说“假大空”的话、常做自欺欺人之事，最最嫌其不做本职工作，而竟把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揽在身上，显得他们关心百姓全心全意、无微不至。但是，承诺了又往往不去兑现。例如：常喊“减少文山会海”而总是越减越多，常喊“实事求是”而总是欺上瞒下，常喊“集体智慧”而总是“一言堂”，常喊民主决策而总是“长官意志”，常喊“反对形式主义”而总是花样越翻越多，常喊“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而总是搞“一刀切”。忽左忽右、极左极右、不左就右、不右就左已成了工作的常态。还有就是，既然实行了市场经济，那就应遵守“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以市场调节为主、主观引导为辅。而一些地方政府常违背市场规律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推行什么“一村一品”。例如，强行让群众种大蒜种药材种果木，最后巿场饱和卖不出去，竟然也不替（可能也无力）群众分担一分钱的损失，最后总是溜之大吉。“既要替民做主、又要让民自主”，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取信于民的基本条件。办不到不要紧，不要过份吹虚，不要把话说完，更不能盲目承诺，因为客观和主观，现实和意志之间总有一定距离，有些还是无法逾越的距离。更何况，时势在变化，此一时彼一时，政策和口号也有时代性，不能一成不变、不能一药百病。例如，共产党在打天下和建国初期要求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时就很好、很得民心，许多党员没家没舍、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他们就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就是一丝一毫地不利己、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承诺了也办到了。而今天的党员干部是不是“毫不”和“专门”的？大家心照不宣。我觉得党员既然是特殊材料构成的，那么就应在道德情操上远远高于一般普通百姓。但是，党员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也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前提下、在正常的时空范围内，为为自己有何不该？有何不可？因为，只有自己的存在，才有为人民服务的可能。若“毫不利己”，弄得自己连基本的生存可能都没有了，还咋去利人？一个公务人员别说当“店小二”、当人民的仆人，就是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社会管理者，我想，人民依然会热爱你、拥护你。古人曾说“言必行、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都是强调守信的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宣传很重要，而守信更重要！我们党从初创到今天，一直重视宣传，宣传就是艺术地形象地逻辑地服人地把政策和策略宣讲出去，让老百姓欣然接受、并贯彻执行。因此，宣传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很重要。我们党曾大大地受过适度宣传的益，例如曾喊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但也吃过过度宣传的亏，例如也曾放过“一亩地打一万斤”的卫星。特别是当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已开始用脑子思考问题了。所以说，今天的社会管理者特别是专门负责宣传的人，一定要把被管理者和听众当作已具有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的公民，要时刻明白，他们拥有上天和法律赋予的一定的权力，面对他们不要轻易把话说完，办不到的千万别承诺，给自己留三分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小村长总说大领导的话，县长别扎省长的势，别让人觉得你这个土狗在装大尾巴狼。扎势（注重形式）也行，但别扎空势，也就是说，花开的再大都行，最终也得结些果，就怕说了许多假大空的话最终没结果，这就叫不守信。当官，如果长期的言而无信，再能忍的下属和百姓都会骂你几句。奉劝各级领导，工作中要少一些主观意图、多一些契约精神和法制意识；少放一些空炮、多干一些实事，免得落下个“说话不算数”“说人话拉狗屎”“把好话说完了、把坏事干尽了”的恶名。作者简介
解超：毕业于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周至中学语文教师，后一直从事警察工作。中国民盟盟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剧协会员、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曾长期担任《周至文艺》《二曲文学》等文学期刊的执行主编、主编。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诗词、戏曲诸领域都有涉猎，已有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小说《豁口》《快乐无限》、散文《说说我的这双脚》《悬念路家寨》、随笔《殒命文化》、评论《冷静旁观慎思忖、莫叫浮云遮望眼》、长诗《娘的眼泪》《活龙山的春天》、大型剧本《公主情殇》《财神》《五柞宫》等都曾在不同界域引起较大反响，数次获得多个不同文学奖项。秦腔《公主情殇》参加陕西省第六届文化艺术节获“最佳编剧”等八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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