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东方之子】*341* 特推 王兴民专辑 见闻随笔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我们一起欢庆双节王兴民、笔名：晋维、退休民警。曾任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副局长、兼任重庆社科院渝中分院副院长、社会法治研究所所长、渝中法学会副会长、渝中作协会员、重庆红岩文学社会员。曾在国家及省市区级報刊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并多次获奖。
*旅台感伤老兵*
晋 维
“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多么美好的地方……”这首旋律轻松优美、语词动人心魄的歌曲，恐怕是建国初期’最流行的音乐。歌声激起了人们对台湾的深情向往与关注，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与怀念，企盼她早日脱离黑暗统治，回归光明灿烂的祖国怀抱。
由于政治原因，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台湾与大陆两岸隔绝、音讯渺无。对我而言，台湾是一个既神秘美丽的地方，也是祖国一个逃离母亲久唤不归的儿子，我很想尽快见到她可爱的面庞，了解她的过往与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岸实现“三通”。2008年夏天，我偕友人参团赴台湾旅游。前后八天时间，从台北、台中到台南、花莲及五指山，沿岛周游了一圈。浏览了著名的阿里山、日月潭，观赏了庄严的中山陵、辽阔的大海、细柔的沙滩、鬼斧神工的礁石岛，以及一些著名的古迹。品尝了台湾的风味小吃和美酒佳肴，还粗略接触了当地居民，感受到他们对大陆故土的深沉眷注和对内地同胞的友谊。虽然时间短暂，没有深入台湾社会，无法了解深层的东西；观景也是走马观花，掠过而已。但是，单从城市建设、社会壮貌、市场景况、景区设施、交通布局等硬件看，大家一致认为，台湾至少落后大陆二十年。即使是驰名中外的阿里山、日月潭，去后大呼徒有其名。有的甚至说，阿里山还不如少有人知的重庆南山美；日月潭与重庆长寿湖相较，无论自然风光、湖面规模，还是景点布置、配套设施都逊色一筹。不过，台湾只是一个孤立的小岛，地域不及重庆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才两千多万，加之政治制度的挃捁，她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多方制约。亚洲“四小龙”的辉煌日子早已是昨日黄花，一去不返了。我之所以提到政治因素限制，是有亲身经历与感受的。从花莲到台北的公路，要经过一段地质不稳定的山区。以前此地多次发生滑坡、滚石打死打伤路人的重大灾害事故，其中还有内地旅客。为此台湾政府规定，凡经此路段的，必须改乘火车，旅游客车只载旅客行李放空到台北，再从火车站接乘客去游览。这个现象已延续许多年。据说是因回报率低，无人投资改造；政府也不愿投入巨资去开发。
其实，改造此路段并不难，只需从花莲到台北沿海边修一条高架路，避开山体不稳定的危险地带，即可保证途经车辆人员的安全。与三峡大坝、南水北调、港珠澳大桥、红旗河等工程比，这只能算一个小小工程。而且，工程单纯，施工多在荒郊野岭，很少涉及征地、拆迁、还建等烦心缠人的事情。这种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作为以人民为重的大陆执政者，早就着手解决了，但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台湾当局却迟迟未动，至今又过了十多年，我仍未听说改造该路的信息。仅此一点，我觉得台湾交通患上了血脉不痛症。
话虽这么讲，但八天的台湾之行，还是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壮丽的山川、浓郁的植被、清新湿润的空气、干净整洁的街道、严格有序的城市管理、热情好客且素质优良的居民以及古老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等等。而让我永生都不会忘记，每当想起就难以释怀，常常情不自禁流泪的是台湾老兵的悲惨遭遇。
赴台前，我对台湾老兵不了解，谈不上同情，内心深处还有点埋怨和敌视。我认为，他们是随蒋逃台的军人，是忠诚蒋家王朝的，干了不少违心事，对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是有罪的，虽然有离乡之苦，但苦不到哪里。
这个观点的产生，除历史原因外，还缘自一位台湾老兵。八十年代初，这位先生乘“三通”的春风，回大陆与妻女团聚，恰好其女与吾妻在同一单位工作且熟稔。一天，其女科室组织职工到歌乐山林园游玩，并邀约我们夫妻同往。其女想让父亲尽快适应内地生活，也带在一路。林园里有蒋介石旧居，有毛主席与蒋介石会面交谈的旧址。这位老兵为人谨慎，处事小心，寡言少语，对政治话题更是缄默。但在毛主席与蒋介石会面的石桌前，我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时，他本坐在石凳上，突然一下子立正站立，虔诚的纠正说：“是蒋委员长！”把在场人吓了一跳。不过，大家看出，他对蒋是崇拜与忠心的，不允许谁对蒋存有贬意，当然也可能是习惯使然。
这位先生晚景并不圆满。他回乡后，妻子怪他未打照面私自逃台给家人带来负面影响而坚不相认，并离家出走独自生活。他返乡夫妻团聚的愿景未能实现，好在有女儿一直陪伴。这是题外话。此外，另一现象也让我产生同样感受。两岸“三通”后，一时间出现大陆妹嫁台热，不少人嫁的是台湾老兵。说明老兵境况不错，至少比大陆好，不然谁愿嫁到条件更差的地方。
再者我自思，内地部队的待遇一直都高于其他行业，台湾也会如此吧！去台后，从导游的口中，我陆续获悉了一些台湾老兵的信息，逐渐反证了我的固有认识。原来，建国前夕逃台的国民党军队中，除原建制的外还有不少是被强行抓丁去补充兵力的。逃台前夕，蒋介石为了扩充兵力，命令部队大肆抓丁，凡是适龄男性青壮年，一律强行抓到部队当兵。据说，随蒋逃台的一百六十万军队中，约三分之一是抓来的，年龄最低的是十五岁，最大四十出头。当时，台湾人口不过千余万，人民生活本就贫困，突然涌进两百多万人（含国民党军队官兵、行政人员、家属、工商业主、杂役等），给养无法保证；虽说蒋介石从大陆盗运了无数金银财宝，但他舍不得投放社会，人们只得忍饥挨饿。老兵正值青春年华，又担载着繁重的备战任务，承受的痛苦更甚。
蒋介石逃至台湾后，担心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台湾，并封锁交通要道，决定从台北到花莲的高山峻岭上开凿一条简易栈道，便于人员应急逃跑和运输军需物质。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既无技术又无经验还欠缺粮食支撑的老兵来完成。这时，老兵就成了无偿无怨听话认命的劳力苦力。
当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施工器材，老兵们只好靠着仅有的铁锤、凿子在坚硬的悬岩绝壁上耐着饥饿施工，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据说，工程当年完成，可不到百公里的栈道上，平均每两百米就有一人丧命。
导游带我们到花莲附近山崖上的栈道旧址参观，只见栈道蜿蜒穿梭在绝壁之上，高不过160厘米，宽约60厘米，边上无栏杆。的确简易，甚至是险恶，稍高点的人都不能直腰行走，让人弯腰驼背扛着物质跑路，稍不留意，便堕入深渊。这哪里是通道？简直是绝命路！幸好解放军没有攻台，这条栈道70年来没有使用过，否则又不知有多少冤魂会留在这悬崖险道之上。
逃台初，为缓解财力紧缺状况，蒋介石多次请求美国支援，均遭婉拒。1950年六月，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将台湾作为他们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战略基地，答应给予台湾物质资源，老兵的日子才有所好转。五十年代中期，出于经济发展需要，蒋经国亲率几十万老兵在台湾中部的大山深谷中修建了一条公路，连通了东西海岸。据说，修这条路时也很艰苦，老兵们付出了很大牺牲，只是比修栈道好多了。由于条件有了改善，蒋经国又几年不回家，蹲在工地与老兵一起吃苦受累，老兵的积极性高涨，道路修得宽阔坚固，至今都在使用，这条公路对台湾经济的提振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能是老兵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台湾政府为他们在花莲修了一所偌大的养老基地，取名荣军院，寓意光荣的军人。同时按月付酬，让他们在台度过残年。但据了解，老兵的待遇在台湾职场中偏低，原先每月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现在（指2008年）约3000元左右。而且居住荣军院的老兵，除提供食住和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外，每月只发给少量的现金。因此不少老兵在两岸“三通”后，为积聚路费回大陆探亲，只得去打短工、捡垃圾卖，积累多年，才攒够买机票的钱。
作为一个老年人，我最关注的是老兵的婚恋家庭和晚年心境。毕竟同是炎黄子孙，身体里流淌着中华祖先的血液，遗传着中国人的基因，对故乡都怀着入骨入髓的眷恋情结。老兵由于常年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苦伶仃，内心凄凉，他们的乡愁更苦更甚。试想，老兵若能在台湾找到伴侣，生儿育女，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他们的乡愁离绪可能会减弱一些。可是，事实与想象往往是相悖的。随蒋逃台的老兵中，一种是蒋的嫡系，对蒋忠心，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容易受到重用，还可以升迁。这类人生活稳定，乡愁不很深，虽然台湾是男多女少，他们中成家立业的人仍然较多。另一种是抓丁强迫去台的。这类人少文化少技能无靠山，只靠微薄的薪酬度日，养活自己可以，拖儿带女养活一家人很难。总体看，老兵的婚恋家庭是不幸的，许多人孤寂一生。随着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身边无人陪伴照料，他们的孤独感更难消融。虽然当局修了荣军院，但住在里面的老兵依然摆脱不了孤苦难熬的日子，有的就这样无声无息、悲凉凄苦地老死孤岛。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内陆经济发展，一时兴起的大陆妹嫁台热很快熄灭。之后“菲（菲律宾）妹”来了，但由于语言不通，习俗差异，老兵与他们很难融合在一起。有的就是来骗婚的，达到目的后，立马逃之夭夭。不幸的婚恋，更增添了老兵的乡愁离绪和孤凄感。就像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中写的一样，任何一样东西，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个荒凉的坟头、一湾浅浅的海峽，都会激起人们潜藏心底的思乡愁绪。乡愁，成了老兵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它让老兵日益少言寡语，行动迟缓，脸上生气褪却，恍若一个呆痴人。他们整天就想见到家乡人、听到乡音，每当看见大陆来的旅游客车，就会激动得像孩童一样兴奋，久久地向车里的人招手致意，甚至曾发生有的老兵一头撞在客车上，把自己孤楚凄凉的生命交给大陆人。
用这样决绝的方式消除乡愁，不是乡愁到了极限，谁会产生如此的举动啊！？那天，我们的旅游大巴经过花莲荣军院时，见大门前公路上每隔几米就有一处缓冲带，比起其他路段来要密集得多，司机把车速放得很慢很慢，大约五百多米的行程，平时只需二分多钟，我们却走了一刻钟。导游讲，是上面规定，大陆旅游车经此必须慢行，防止老兵撞车自杀。我们虽未碰见撞车的老兵，但见荣军院大门外两旁摆放的长椅上，零星地坐着几个孤零零的老人，有的在相互交谈。他们眼睛很尖，一眼就认出我们是大陆来的，一下全都停止摆谈，齐刷刷地、瞪着无神温和寂寥的眼神把我们盯到，同时举起苍老的手臂向我们挥手致礼，一直到车子离开他们的视线时，手仍不恳放下。当然，我们在车内也停止交谈，导游不再讲解，都亲切地与他们对视，向他们招手还礼。
过后很长时间，车里依然一片寂静，许久听不到喧声，大家都在沉思：这种孤独无望的生命状态，是谁造成的？怎么疏解？为什么不能早早地结束呢！旅游是一种体育锻炼，更是获取新知，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升化思想认识的过程。如果只是把旅游单纯地看作是观看风景，履新图奇，追逐时尚与美食，而不去观察研究当地的风俗与人文理论，就真如人们戏说的“上车睡觉，下车屙尿，到点拍照，回到家啥都不知道”一样。我每在旅游时，喜欢听导游讲述，迫切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更广更新的知识和更深刻的思想。
我对台湾老兵的认识，绝大部分就是通过这次旅台从导游口中获悉的。这次台湾之行，陪伴我们的导游是个女青年，姓苏，年约三十岁。她知识面宽，普通话讲得好，说话直接了当，一点不做作俗套，不夸大其词，不特意渲染，并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人情味；而且人才漂亮，聪明可爱，对人柔和，所以深受全车旅客的好评。她讲，她的原籍在福建，爸爸也是被抓丁到台的老兵，只是被抓时年仅十五岁。由于父亲年轻好学，掌握了一些生存技能，谋到了一份稳定的职业，所以能够在台湾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历，家中常有抓丁到台的老兵来玩。老兵一来就喝酒，边喝酒边叙说自己心中的苦与痛。有时为比较谁的遭遇更苦更痛，还争执到欲打架的地步，吵到不可开交时，就相互拥抱，一场大哭。苏导讲，老兵聚会，每次都这样：醉酒、诉苦、痛哭，用酒和泪来疏解自己心中的凄苦。她说，那时她尚小，不太懂大人们的事，只是感觉他们对现实不满，心中装有太多的苦和怨。
虽然如此，他们一般都怨自己命薄，很少把自己的苦怨与政治、尤其是统治者掛起勾来，去抨击政府，鞭挞现实。不能说他们没有反抗精神，这可能与军队永远是政权的最忠诚维护者的缘故吧！
来家的老兵虽多，但经常来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中一个老兵让她印象极深。那个人每次来都带着一个在上衣贴身口袋里用手帕包裹着的物件。当酒喝多了时，他就“啪”的一声把那小包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深情的望着它，难受的留着眼泪。他很少讲自己的过去，也不和别人争执，只是默默的醉酒、流泪、唉声叹气，心情特别沉重的样子。
我一直以为那个时时放在身上一刻也不离的小包里，一定装着极其珍贵的东西。有一次，那个人喝得大醉，又把那个小包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对着他跪下，号啕痛哭了一场。然后他站起来，见大家都疑惑地望着小包。有人问，里面装的到底是啥？他不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战战抖抖的把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张用黄色的纸裹着的东西，再把纸打开，原来珍藏的是几颗极为普通的白色药片。大家更感疑惑，这些药片咋就这么贵重，需时时刻刻不离身。在大家的再三追问下，加之大哭过后，心情松懈开来，他才慢吞吞地讲起了自己离奇的悲惨故事。他说，我是青岛人，家里穷，父亲走得早，从记事起，就与母亲一起生活，靠母亲帮人缝缝补补勉强度日。十七岁那年一天午后，母亲突发重感冒，脸烧得通红，周身难受，说话有气无力。我们这样的家庭，哪有钱进医院！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不知怎办？母亲见我愁眉苦脸手脚无措，安慰说，我是感冒了，没什么大病，不要紧张，叫我上街帮她买点药。我将母亲安顿睡下，跑到街上的药房买了几片感冒药，高高兴兴的往家里跑，想尽快让母亲服下药减轻病痛。刚跑到家外的巷子口时，碰见一伙国民党兵，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抓起就走，说让我去当兵，吃好的。我又哭又闹，说让我把药拿回家跟母亲告知一声。他们根本不听我讲，一点通融的机会都不给，又推又拉，强行把我抓到了他们的部队上，之后就糊里糊涂的到了台湾。
这么多年来，山海相隔，音讯全无，不知母亲感冒好否？是否安在？每想到重病的母亲就心痛不止，有时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心想老母可能在怪我，以为我嫌家穷离家出走不管他了。又想，知我者，母亲也！无论我走得再远，懂我的只有唯一的母亲。她一定会想到，兵荒马乱，儿子碰到了无法解脱的困难，不能回家当面说明，所以母亲一定不会责怪我，一定会原谅我这个不能尽孝的儿子！导游讲！两岸解冻后，这个老兵设法回了趟家。家里空无一人，房屋破败不堪，荒废得不成样子。邻居告诉他，母亲没有等到儿子买药回来，贫病交加，早就去世了。经人指点，找到了母亲的坟墓，他把那个珍藏的小包拿出来，供在母亲坟前的台阶上，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说：“妈妈，没有尽责的不孝儿回来了，原谅你这不成器的儿子吧！儿把药买回来了，你吃点吧！” 开春的某一天早晨，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弥漫在海岛上空的雾气渐渐逝去，台湾迎来了少有的晴朗又清新的朝晖。老兵们眺望着北飞的大雁，仿佛看见了遥远的家乡园林，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渴望与喜悦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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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雨荷